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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探索(上)
发布日期:2021-10-19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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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历经连年战乱,边区面临严峻的卫生形势,必须加强医疗卫生工作。中国共产党结合当时的医疗卫生工作实际,对于中医中药的实效性、文化性和科学性在思想认识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同时,在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方针政策,以及医药工作和群众卫生运动等方面开展有力实践。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中药、中医药学及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探索,主要包含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即中医中药的功效性和实用性问题、中医药学的科学性问题和中医药学的文化性问题。第二层次针对中医药事业发展,主要包含加强医药工作与提倡“中医科学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和“中西医团结”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中药、中医药学及发展中医药事业等问题的探索,可分为以下4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9月~1940年6月)、第二阶段(1940年7月~1941年9月)、第三阶段(1941年10月~1943年3月)、第四阶段(1943年4月~1947年3月)。

第一阶段(1937年9月~1940年6月)

开办药厂、药社

八路军制药厂

中央军委、八路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于1939年元旦,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赤水县清水源吕家村(今属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开办了八路军制药厂,李维祯任厂长。八路军制药厂制造各种中、西药品制剂,投产三个月就制成中、西药品40余种,其中中药有止咳丸、红色补丸等10多种。

光华制药厂

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于1939年3月,在延安城东17公里处的拐峁村开办光华制药厂,由越南华侨中医梁金生担任厂长。该厂以“开发边区中草药,精制各种中成药”为主要任务,能生产80余种中成药。厂长梁金生还专为本厂职工开办了为期45天的技术培训班。

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

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于1939年7月,在安塞县成立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主任为李常春。同年8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条例》和《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章程》。

1940年2月,边区政府民政厅将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改制成为陕甘宁边区卫生材料厂,厂长李常春,副厂长令狐野。卫生材料厂以本地土产药材为主要原材料,半年多制造药品60余种。

召开3个重要的代表大会

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1939年11月13日12月17日,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通过《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其中的“大会决定”指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医药,研究中药,开办中医训练班,发展制药厂,设立医药合作社,增设各地卫生所,以发展医疗工作,医治与预防各种传染病,并实行限期放足,以保障人民的健康。”

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一是大会总结前一阶段发展中医中药的实践探索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二是大会通过的《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对陕甘宁边区发展卫生保健工作,尤其是发展中医药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标志着中医药工作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开始肩负起领导责任。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40年1月4~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礼堂举行。毛泽东1月9日在大会上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正式发表时改题作《新民主主义论》)的重要演讲,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其中对于古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论述,被概括为“精华糟粕”说和“批判继承”论,成为分析中西文化的基本理论依据,影响至深。

大会有中医界代表参会,安排中医梁金生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医的改进问题》的发言。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确立了中医药学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即确认了中医药学具有文化属性。毛泽东提出的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系列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一直坚守的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思想。

陕甘宁边区国医代表大会

1940年6月10~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主持召开“国医代表大会”,邀请各县国医代表及边区政府各卫生机关代表数十人参加,讨论如何改进中医中药以促进边区卫生工作。《新中华报》予以报道,题为《国医代表大会闭幕国医研究会正式成立》,边区政府民政厅卫生处长欧阳竞指出:“由于过去几千年长期的封建统治,使国医同其他科学一样,不能长足进展,但正由于有这样悠久的历史,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点我们不能完全把它抹煞,相反的要承继祖先的遗产,扬弃它,改进它。这就需要我们有组织的进行研究,使它向着进步的科学化的方向前进。”民政厅副厅长李景林提出:“希望本此精神,同全国医界取得联系,把国医也变成一个完整的科学。”

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国医代表大会宣言》和《国医代表大会提议案》。《宣言》号召“把全边区国医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争取模范的作用,争取在最后胜利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中贡献力量”。《提案》涵盖开办国医训练班、出版国医小丛书及刊物、呈请政府登记全边区国医及国药商店、大量开采及炮制土产药材及严格取缔巫神法师之迷信误人并统筹及普遍施种牛痘等。

陕甘宁边区国医代表大会进一步确立了中医药事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大会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尤其是欧阳竞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对发展中医药事业初步具有纲领性的认识,明确提出中医科学化的思想,同时还成立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

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

1940年6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主持召开的国医代表大会在边府大礼堂举行闭幕典礼,会上宣布成立“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称“边区国医研究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章》,选举产生了国医研究会执行委员,马鸿章为会长,会员分个人与团体两种。

国医研究会宗旨为“团结与提高边区国医人才,研究国医国药之改造,推广边区医药事业,裨益边区人民健康,使国医科学化,国药能代替西药,以克服抗战时期之困难。”国医研究会任务为“随时举行国医座谈会、国医演讲会,出版国医刊物,轮回下乡宣传等。”

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中医药研究机构,也是团结中医中医的一种组织形式,并行使一定的政府职能,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中坚力量。

第二阶段(1940年7月~1941年9月)

“中医科学化”“中西医团结”方针的正式确立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63次会议和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中医科学化”,是在1941年5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63次会议上。会议形成的“关于卫生工作的决议”提出:“加强对中医中药的研究,使中医、中药的优良部分逐渐科学化,以适应边区实际环境的需要,同时解除西医缺乏的困难。”

1940年11月,在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强调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

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第二届代表大会

1941年9月10日至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国医研究会第二届代表大会。《解放日报》以《国医研究会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为题予以报道:“这次会议讨论了国医科学化,沟通中西医学,中西医团结,共同开展医药工作等问题,并通过有各种发展医药卫生之具体办法的提案,如开办国医训练班,出版卫生刊物和小册子,呈请政府推进乡村医药卫生保健事业,……健全各县保健药社,加强分会组织,破除国医中过去之保守观念不良习惯和倾向等。”

这一阶段形成两个重要思想——“中医科学化”和“中西医团结”。

“中医科学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医“存废之争”中,中医界为了救亡图存出现的一种思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医科学化”,却是在旧提法上赋予全新的涵义,即中国共产党所论及之“中医科学化”,必然论及“中西医团结”,两者是一个整体。中医要科学化,在当时的认识,必然是借鉴西医的科学思想、技术和方法,故只有“中西医团结”(后发展成“中西医合作”思想),才能实现“中医科学化”。

“中西医团结”,从政治上讲,就是实行在卫生医疗战线上的统一战线,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陕甘宁边区部队和机关有西医200余人,散在全边区尤其农村的中医也只有1000余人,故“中西医团结”,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最大限度动员全边区一切卫生医疗力量,为全边区军民的健康事业服务。

“中医科学化”“团结中西医”,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发展陕甘宁边区中医药事业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来认识中医药这一事物,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具体实践。

边区政府的政策法规

1940年3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重新颁布《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章程》,分为“总则”“股东”“社股”“组织及职务”“业务”“附则”共七章三十九条。

1941年9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指令准予公布《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并实施。

陕甘宁边区中医药组织机构的创新与建设

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的发展

1941年9月10~13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举行第二届代表大会。《解放日报》以《国医研究会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为题予以报道,关于国医研究会的组织建设,文载:“会中选出了李长在(春)为会长,闫劲(金)荣为副会长,毕央(光)斗、范□(诚)德、宋学(尘)寄、梁金生、欧阳竞等十一人为常委。国医研究会于去年六月成立,初有会员40余人,现已达208人,分会已有11处。”

创办和重建医药合作社

在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发展得到边区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全边区涌现出大批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医药卫生领域也出现了合作社。

重建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

1940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在延安南关街,重建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总社,隶属于陕甘宁边区政府卫生处,并重新修订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章程》。

该社性质是“药品销费合作社”,作用是“推销中西药品器材,并要集中西药材原料,尤其提倡采集土产药材”;并“辅助卫生运动之开展,经常对人民作卫生知识之宣传与教育”;同时还有中医在药社开展诊疗业务。

该社不但积极开展各种医疗卫生业务和药品器材的经营,还在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组织形式、运作形式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1941年,边区卫生处在绥德、陇东、三边等建立保健药社,1941年5~10月,仅5个月时间,药社建立了16个分社。

创办南区医药合作社。

延安县南区(即柳林区)办合作社,是边区合作事业的一面旗帜,受到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重视。南区兴办的合作社是综合性的,不仅开展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还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教育合作社、医药合作社等。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1944年编印的《医药卫生的模范》中所载的《刘建章的南区医药合作社》一文中指出:“当时(1940年)疾病流行,医药困难,群众迷信巫神,受害不浅。刘建章同志就与中医董先生合伙开办医药社,并再三说服教育董先生,一面行医治病,一面以本身过去的事实,说明巫神的欺己骗人;这个活生生的宣传,收效很大。”刘建章和董先生,用了很多办法说服教育群众,到1941年信巫神的少了,有病就医的人多了,迷信的花销也大大下降,销售的药多有增加。

光华制药厂与陕甘宁边区卫生材料厂合并、与医大卫生部合作组建中西医研究室

1941年5月,光华制药厂与陕甘宁边区卫生材料厂合并,仍称光华制药厂,原材料厂为该厂分厂。合并之后的光华制药厂,边区政府仍任命梁金生为厂长,令狐野、劳东为副厂长,赵国根为光华制药厂分厂厂长。1941年6月,中西医研究室成立。

群众卫生运动

1941年5月15日,在延安文化俱乐部内,医药界和青年救国联合会联合举办了卫生展览会,展出了医学卫生挂图、统计表格、各种疾病的来源与预防方法,以及边区所产的药品,深受群众欢迎。

第三阶段(1941年10月~1943年3月)

“中医科学化”“团结中西医”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毛泽东与李鼎铭论“中西医结合”

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曾为毛泽东治好长征时期落下的肩关节疼痛的顽疾和胃病。在给毛泽东治病的过程中,二人常常探讨中医医理以及边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等问题。据记述李鼎铭事迹的文献所载,“有一次,毛泽东特意向李鼎铭提出一个问题:‘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肯定李鼎铭的意见。他说:‘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毛泽东与李鼎铭关于中医和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讨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认识上对发展中医药事业问题探索的典范,也是最早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思想。

递交《国医研究会呈文》

1943年3月10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总会会长毕光斗、副会长李常春,向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副主席李鼎铭递交了《国医研究会呈文》。

《国医研究会呈文》论及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状况,提出两个总目标:一是发展陕甘宁边区卫生事业,二是推进国医科学化。明确三个具体“目的”:一是“提高边区国医质量,达到国医科学化”;二是“培养新国医人才”;三是分会的组织建设。拟定的“重要办法”的首项,即“先在延市建立中医院,然后在各分会建立分院”,发挥“使中医科学化并集体研究”“在实践中培养出新国医干部”等功能,是完成所设定“目的”的重要措施。《国医研究会呈文》包含《总会一九四三年工作计划(执委会讨论通过)》《国医国药奖惩条例草案(一九四三年三月九日国医研究总会制)》两个附件。

国医研究会不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中医、组织中医的民间组织,也是边区政府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筹谋规划、组织实施的机构。《国医研究会呈文》中的思想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积极探索中的重要成果。《国医研究会呈文》中“国医科学化”的思想认识和计划措施,说明“中医科学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边区中医药事业的方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政策法规

《国医国药奖惩条例草案》

1943年3月9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将只有5条的《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重新修订,增至13条,并更名为《国医国药奖惩条例草案》,作为国医研究会《国医研究会呈文》附件呈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边区政府施政的条例,并由边区政府颁布、边区政府实施,条例适用于全边区。

陕甘宁边区中医药组织机构的建设

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的进一步发展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召开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讨论制定1942年工作计划,除宣传防疫计划在农村施种痘外,在组织机构建设方面提出,“成立研究室”“设立图书室”“组织国医门诊部”,并邀请在延会员著名国医轮流坐诊。

1942年,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推举毕光斗任会长,李常春任副会长。聘请李鼎铭为名誉主席,以领导该会工作,还聘请靳希贤为兽医顾问。每周组织一次学术交流,由当时的名中医李鼎铭、毕光斗等主持,并不间断地选派人员参加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的门诊工作。

《国医研究会呈文》指出:“团结了边区进步的国医,设立了13个分会”。

医药卫生合作社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的发展。

1942年,陇东分区的华池县每区都成立一个保健药社;环县成立4处;合水、曲子及镇原各1处。1943年上半年,分社已发展到22个,国医30多人。

延市南区医药合作社的发展。

延市南区的刘建章早在1940年创办的医药合作社,医生下乡治病,还负责收购土药。

中医科学化——中医公开秘方

1941年9月10~13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第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解放日报》刊载的《国医研究会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一文提出:“在讨论中各会员代表常将自己的‘祖传秘方’讲了出来,如治夜盲眼、腹痛、心痛、花柳等病的特效方十多种。打破了几千年保守的‘祖传秘方’的恶习,毅然说出供大家讨论研究。”

群众卫生运动

定边县卜掌村的中医崔岳瑞,不但为人正直,思想进步,而且医道高明,救治了很多人,这成了崔岳瑞破除迷信的有力武器。崔岳瑞用治病的事实,说服群众信医不信巫,成效很大。崔岳瑞还了解巫神,知道他们的骗术,用同样的讲事实的办法,戳穿了巫神骗人的很多把戏。

从1927年开始,崔岳瑞坚持不懈地在本村开展破除迷信的宣传,《医药卫生的模范》称“崔岳瑞十年来的斗争,把卜掌村的神权打倒了”,成了“什么神都不信”的边区模范村。(宋珍民 王妮  陕西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