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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探索(下)
发布日期:2021-10-22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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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1943年4月~1947年3月)

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思想体系的系统化

1944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最后指出“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毛泽东提议:“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考虑,调查研究一下。到今年冬天,我们开一个会展开讨论。”并提出,“我看这里面大致有四个问题:报纸、学校、艺术、卫生。”

关于卫生工作,毛泽东认为:“卫生问题是边区群众生活中一个极严重的问题,现在也把它放在文化问题里面讲一讲……现在延安只有三个医院,而延安有多少人呢?党政军万人,老百姓一万四千人,享卫生医疗之福的人还不多。至于边区其他一百三十多万老百姓,则根本没有人管。”并提出从“训练医药人才”、解决“药品问题”“给群众治病”“宣传卫生”及“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等方面加强工作,“在五年到十年之内,我们要求得在科学知识普及方面的进步,医药卫生应该放在我们的计划里,和生产计划同时并进”。

毛泽东最后总结指出:“二十多年以来,我们党首先学会了政治,后来又学会了军事,去年学会了经济建设,今年要学会文化建设。”

中共中央西北局开展筹备工作和全边区的大讨论

1944年4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高岗约集5个分区地委书记及延安各有关负责同志召开座谈会,讨论文教建设问题。6月17日,西北局宣传部与边区政府教育厅、边区文协举行联席会议,推选成立了文教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次筹备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5个文教小组,分赴边区的5个分区进行文教工作典型案例的调查研究,为大会提供各种类型的经验材料。

1944年4月2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开展反对巫神斗争》的重要社论。

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明确提出“中西医合作”的主张。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讲了延安大学办学目的是为建设抗日根据地服务的,并分别讲了如何学习政治、经济、文化、卫生,他指出:“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毛泽东的讲话再一次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在卫生工作部分明确提出“中西医合作”。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开好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延安《解放日报》等新闻媒体都行动起来,邀请名家,组织文章,开展大讨论。《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全边区卫生运动的三个基本问题》,刊发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访谈录、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徐特立的讲话、边区中医名家裴慈云的文章。在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大讨论中,“中西医合作”思想受到广泛关注。

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

1944年10月11日~11月16日,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召开。

10月30日,毛泽东在该会议上作以《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为题的演讲并指出:“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

在会议期间,《解放日报》发表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2次大会讲话和1次“号召中医公开秘方”的报道。

中西兽医座谈会

1944年10月30日~11月1日,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专门组织中西兽医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与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主持会议,三天的座谈会上,13位中西医进行发言。

《抗战日报》1944年11月10日刊载《李富春同志在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医药卫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文中提出:“在边区,政治军事和经济建设都有很大成绩,但文化建设还只在开始,而文化建设中最薄弱的又是卫生工作,特别是群众卫生工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卫生建设,李富春指出应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卫生运动与反迷信运动,改造群众不卫生习惯,提高群众卫生文化水平;一为普及和提高医药工作,这又包括如何帮助中医整理其经验使之科学化(能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及如何丰富西医经验使之中国化(能吸收中国医药成果)的两个问题。中西医合作团结与改造中医以共同进行卫生建设的方针,不仅适用于边区与现在,而且适用于全国与将来,从不断发展中做到中国全部医药卫生工作的科学化中国化,才是毛主席号召的中西医合作统一战线的最后成功。”

《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

1944年11月16日,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通过《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同年12月5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批准了文教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共包含6条决议,其中4条为:“一、边区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在支援战争发展生产的运动普遍展开以后,卫生运动就成为群众文化运动中的第一等任务。二、为要扑灭大量的疾病死亡,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普遍地开展卫生运动。三、医疗工作是卫生工作的后盾,也是推动卫生、反对迷信的有力促进者。西医应主动地与中医亲密合作,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帮助中医科学化,共同反对疾病死亡和反对巫神。中医应努力学习科学与学习西医,公开自己的秘方和经验。四、边区的大量巫神,主要是边区文化落后以及医药缺乏和卫生教育不足的产物。因此,要消灭巫神,除一般的提高文化教育外,就首先要普及卫生运动和加强医药工作,否则就是主观的空想。”

《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

1944年12月6日,边区第二届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作《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的报告。李鼎铭代表边区政府提出“对于今后边区文教工作的基本意见”。他指出,今后的任务就在于,在不妨碍生产和服务于生产的条件下,开展卫生、教育、报纸、文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为此就须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以下各项:

第一,政策方面,必须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中坚力量,团结、帮助与改造他们,使之与我们并肩向封建文化的残余进军。

第二,实际工作方面,救命第一,党政军民学各界必须针对各地具体情况,进行群众中的卫生教育。提高妇女的卫生常识,尤为中心环节。一切部队机关的西医必须兼为群众服务。帮助、研究、改造中医中药。对一切中医,劝其公开秘方与经验,劝他们努力学习科学、改进自己的业务。进行崔岳瑞运动,在群众自觉基础上改造巫神与破除迷信。各分区、各县应做出具体的卫生医药工作计划,列入地方施政总计划中。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思想体系

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取得成功经验后加强文教工作的需求,总结在边区全面执政中的文教工作(宣传、教育、艺术、卫生)中的不足和经验,由毛泽东提议,并经各相关方面充分调研、讨论的基础上召开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思想体系包括两个中心工作、一个宏伟的目标和一条统一战线。

两个中心工作——加强医药工作和开展卫生运动。

加强医药工作,一是加强群众的医疗就诊工作,二是加强中药的采购和生产,尤其是中成药的工业制造,解决群众看病难、用药难的状况。

开展卫生运动,与发展医药工作并重,通过加强卫生宣传教育,改造群众不卫生的生活观念和习惯,破除迷信反巫神。

加强医药工作和开展卫生运动,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卫生医疗事业的中心任务,也是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中心工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和立党为民的初心。

一个宏伟的目标——中医科学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医科学化”有3个特点,一是承认“中医有合乎科学的部分”,这一认识是科学化的基础;二是“中医科学化”重在提高,与“加强医药工作”和“开展卫生运动”的普及工作相互协调,共同担负起发展边区中医药事业的历史使命;三是“中医科学化”必须走“中西医合作”的道路,两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形成中西医双向对接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即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帮助中医整理其经验使之科学化,又吸收中国医药成果丰富西医经验使之中国化。

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医科学化”的主张。

统一战线——中西医合作。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西医合作”,是“中医科学化”最优的发展路径,也是团结全边区的中医、西医,共同完成为全边区人民生命健康服务的神圣使命。“中西医合作”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在指导发展中医药事业时所得出的思想认识的结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成果。从初期的“中西医团结”“中西医结合”到“中西医合作”,其理论思想路径一脉相承。

在边区,只有部队、机关中有西医生,人数不超过两百人,广大农村只有中医生,约有一千余人,因此,边区的中医成了边区卫生医疗工作的主力军。将散布于农村中的中医,组织成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卫生医疗工作队伍,主要需借助“边区国医研究会”的力量。国医研究会加强组织建设,在各分区、各县都兴办分会,形成网络化组织形式。国医研究会通过兴办中医培训班,培养中医人才。国医研究会是团结、帮助、教育、改造中医的组织,也代行部分政府的职能。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探索,深刻地影响着中医药事业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发展路径。

陕甘宁边区中医药组织机构的创新与建设

医药卫生合作社运动

边区的合作经济组织陆续出现了医药和卫生合作社,最为著名的是边区保健药社。1944年,延安市大众卫生合作社成立,与保健药社一起成为边区合作医药卫生组织的中坚力量,掀起了一场兴办医药卫生合作社的运动。

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的发展。

1944年边区政府办公厅主编的《医药卫生模范社》之《保健药社》载:“各县成立分社共26处,分布在延安、延川、清涧、绥德、吴堡、神府、子洲、子长、延长、固临、志丹、甘泉、富县、靖边、定边、环县、曲子镇、华池、安塞,延安市等20个县市。”

延安市大众卫生合作社。

1944年春,延安市出现时疫,240多人死亡,老百姓需要更方便及时的医疗组织。边区政府于1944年5月5日组织发起人会议筹备,至5月25日,大众卫生合作社正式成立,延安市商会会长王克温出任主任。

大众卫生合作社,又称中西医联合诊疗所,实行“中西合作,人兽齐治”的办社方针。目的在于解决群众的医疗困难,同时还要破除迷信,反对巫神,提倡科学,治病救人。办社模式为“民办公助”。

“民办公助”是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经济建设中的一个伟大创举,调动了群众兴办卫生合作社的积极性,到1946年,边区已有卫生合作社43个。

边区政府民政厅所属的2个经营性医药合作社——保健药社(始为“公办”,后为“民办公助”)和大众卫生合作社,与边区政府领导的2个民众团体——国医研究会和中西医药研究会,成为边区医药卫生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共同承担了边区的卫生医药事业发展的任务,也是团结边区中医的重要组织。“两社”“两会”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模式的积极探索,影响深远。

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

中西医药研究会。

边区最早成立的中西医药研究会,是1944年5月9日三边分区成立的中西医药研究会,会长高丹如、副会长王照新。1945年1月15日,召开了会员大会时到会的会员有40多位。

1944年8月,延安市西区中西医学研究会成立,会长周毅胜。

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总会。

1945年3月13日,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总会召开成立大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主持会议。林伯渠指出:“中西医合作之后可以交流经验,使中医的经验与西医的科学方法相结合,而能创造新的医理和医术,对中国将来的医药建设亦有重大意义。”

李鼎铭号召:“打破过去成见,亲密团结,共同为边区人民服务,并具体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之号召。”

总会聘请边区有声望的中西医参会,35人组成执委会,执委会推选13人组成常委会,推选李鼎铭、刘景范为正、副会长,聘请傅莱等5位国际友人为顾问,分设中西医两部及秘书处。

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分会、支会。

按《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暂定组织简章》第四条:“边区设总会,各分区设分会,各县必要时亦可设立支会。”

1945年5月,关中分会成立,杨直为会长,谢华、杨再泉为副会长。

同年5月底,靖边县中西医药研究支会成立。以后各县支会陆续成立。

中西医合作

中西医合作灭白喉

1944年5月,边区定边城区出现了白喉疫情。在警备三旅卫生部长王照新建议下,三边分区成立了中西医药合作研究会,团结全地区的卫生力量,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同时发动群众挖土产药材自制药物,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治病救人,克服医务人员、药材、资金等严重匮乏的困难,战胜了白喉疫情。

中医公开秘方

1944年边区文教会上,李鼎铭号召中医公开各自的秘方,由政府汇集付印,分发各地采用。当场子州中医马汝林立即将两本秘方交出,其他医生亦先后讲出了自己经验和秘方。

西医学习中医

在中西兽医座谈会上,近代针灸家任作田自愿把他三十多年的针灸行医经验贡献出来,希望西医界深入研究针灸治病的理论。时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中央军委卫生部门诊主任朱琏当场报名,其后跟随任作田学习针灸。

任作田在“九・一八”事变后来到延安在边区政府保安处工作。为响应“精兵简政”号召,他决定自谋职业,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创立“民办公助”的延安针灸疗病所。这是当时延安唯一的针灸诊疗所,两年时间里,依靠传统针灸疗法,治疗各种疾病和疑难杂症的临床治愈率达到80%以上,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中央、边区和军队的很多领导人,都在这里治愈了多年不治的痼疾。

任作田与鲁之俊合作,对80例患者进行临床观察,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多个门类,经过中西医比照研究,认为针灸方法有刺激血液环境、增加白血球、兴奋神经机能、增强新陈代谢作用,可以促进疾病痊愈,与苏联发现的神经系治疗方法,在理论上有共同之处。之后鲁之俊对个案进行具体分析,总结出针灸疗法对于主要由神经系统引起的疾病具有显著疗效,其医学原理在于针灸可以调整自主神经、消退各类炎症、增加人体抵抗能力,并能帮助诊断。

1945年6月~10月,《解放日报》连发4篇关于鲁之俊研究中医的报道文章。鲁之俊和朱琏,还把中医针灸推广到野战部队,深受欢迎。

1945年7月2日,《解放日报》刊载报道称,边区政府特别授予延安针灸疗病所所长、名老中医任作田和国际和平医院院长、著名外科专家鲁之俊“中西医合作模范医生”的光荣称号。(宋珍民 王妮   陕西中医药大学)